“睡美人”、“绿靴子”：珠穆朗玛峰上的尸体地标

      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方。无数人将登上峰顶视为人生梦想。然而，在通往梦想的路上，往往都是不平坦的。有许多优秀的登山家为此付出了生命，而他们前赴后继的故事，也激励了更多的人加入了这个阵营中。
     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已经被征服过太多次了，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就将其致命的危险性抛诸脑后。在珠峰顶峰附近的“死亡地带”里，登山者的身体机能已经瘫痪，同时，大脑思维也停滞，由此而产生的就是极度的嗜睡和决策上的失误。

外媒报道称，以下数字显示了截至2015年10月，丧命于珠峰的人数：有6人死于前往大本营途中；36人死于大本营；120人死于准备途中；11人死于撤退途中；90人死于下山途中；20人死于登顶途中。
  
        靠近顶峰处的尸体更是堆积如山，  此番情景正如蕾切尔·努维尔去年所写的那样：“登山者和夏尔巴人的尸体被太阳晒得发白，面目狰狞，四肢扭曲，有的隐藏在冰川的裂缝中，有的掩埋在崩落的积雪下，还有的直挺挺地横陈在积水盆地的斜坡上。”以至于在某些情形下，为了登顶，登山者不得不跨过其中部分尸首。这些尸体多因被急冻而保存完好，使得后来的登山客渐渐把他们当成路标，甚至为某些遗体取了绰号。
        
      1996年罹难的印度登山者帕卓，登顶时与同伴走散，最后在暴风雪中颤抖而死。帕卓的尸体躺在所有登山者登顶时都会经过的洞穴旁，雪量不足时，登山者有时必须踏过他的脚才能前行。因为帕卓身穿萤光绿的登山靴，登山者称他作“绿靴子”。如今，“绿靴子”已成为登山者衡量与山顶距离的标示点。
     帕卓罹难2年后，著名登山女杰法兰西成为第一位没有携带氧气瓶的情况下登顶的美国女性。下山时，她与同行的丈夫瑟盖被迫留在8000米高以上的“死亡地带”过夜。后来两人也走散了，瑟盖选择回头找妻子，却不慎失足摔落在近9000米高的冰川上；而法兰西虽然尝试向两名登山者求救，对方最后在氧气耗尽前也不得不放弃她。于是，法兰西的遗体被冰封在极地，人唤“睡美人”。

    并非每位死去的登山客家属都希望将遗体留在山上，但事实是，将尸体运下山所费不赀，可能高达3万到7万美元。对于时常被委任此任务的当地人而言，更是危险。
      法兰西的儿子保罗记得当他在网络上看到母亲的尸体照时，自己有多痛苦。他11岁那年，保罗看着身为世界级登山者的母亲，决定不带氧气筒前往珠穆朗玛峰，他说自己一直有着不祥预感，以致于得知母亲的死讯时，并不意外。保罗说，他并未对母亲心存怨恨，也知道自己永远都必须面对母亲的死亡，但某方面来看，他认为母亲死得其所。 

       当登山者长眠于珠峰，甚至成为有名的拍照景点时，死者家属是最难受的。帕卓的弟弟辛利回忆，当他在网络上看见哥哥被称作“绿靴子”且被当作路标时，内心充满震惊及失望。他也怕让家人知道此事：“老实说，甚至看网络上的照片对我来说都非常困难”。
                                                                                                         年轻的泽旺·帕勒哲
    
     2012年，怀俄明州记者、作家兼探险家马克·杰金斯攀登珠峰时，一天之内死了5个人。他采访的夏尔巴人告诉他，大多数的不幸发生在不肯回头的顾客身上。“你的夏尔巴向导会跟你讲，‘你行动太慢，不往回走的话必死无疑，’”他说。“然而有些人就是不肯回头。”

“高山不会主动夺走人的生命，是人们自己送上门来的。”他说。

维耶斯特斯曾在离珠峰顶不到100米时就结束了登山之行，因为当时情况实在很不乐观，他觉得自己能存活下来全是因为自己经常考虑山峰的实际情况，知道何时该往回走。“我的原则是，登山一定要有去有回，”他如是说。但是弗思认为，在珠峰遇难的人，要么因为缺乏经验，无法判断情形是否正常，不能辨别预警信息，要么即使经验丰富，自身的判断也会因海拔影响而发生混乱。等到他们意识到处境堪忧时，却为时已晚。

在他的回忆中，帕勒哲很喜欢说话，“像个孩子”，很喜欢尝试挑战高难度的攀岩。“攀岩时的他像猴子一样敏捷。”辛格说。他还记得，帕勒哲最爱烤鸡，喜欢在空闲时唱唱歌，总是自告奋勇接受难度大的任务。“他总是那么乐于助人，”辛格说。

辛格对帕勒哲、莫鲁普和斯曼拉的技能很有信心，他们都来自拉达克，都证明了自己在这个领域的实力。然而，几乎就在那时，“一个接一个的错误”让探险队走向了悲剧，根据辛格事后作出的官方报告，他们“没有按照明确的指示行事”。

5月10日清晨，问题开始出现了，当时登山队因强风耽误了行程，然后又都睡过了头。他们没有在原计划的03:30出发，而是等到08:00时才从六号营地出发。由于出师不利，他们没有立即尝试登顶，反而决定再往上行进一段距离，修理绳梯，因为这样做可以确保在黑暗中下山途径“死亡地带”时有所保障——常有登山者丧命于这个海拔超过8000米的“死亡地带”。

哈布哈亚恩 ·辛格现在是印度边防警察部队的检察长，也是印度第四大最高奖项莲花士勋章（Padma Shri）的获得者。19年后，在新德里明亮的办公室回忆起那时那刻，他的目光遥远而深邃。

“我当时跟他们在一起。他们三人都遇难后，我就是第四个，”他凝视着我说。“我今天站在你面前，但是如果我当时尝试去登顶，我可能就不在了。我能活着全是上天的恩赐。”

他认为，是“登顶热”夺去了伙伴的生命。

珠峰已经夺去了将近300条生命。/Getty Images

终于，那天下午的15：30，在“前进基地营”焦急等消息的辛格终于听到对讲机传来噼啪声响。对方是斯曼拉。

“队长，我们正在朝峰顶行进，”斯曼拉说。

辛格震惊不已。“千万别去！这种天气是假象，其实糟透了！”

但是，斯曼拉没有听从劝阻，他说，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山顶了，他们三人状态都还不错。

“不要太相信自己，”辛格坚持说，“听我的，你们快下来吧。太阳就要落山了。”

斯曼拉对警告不予理睬，他把听筒给了帕勒哲。“队长，让我们上吧！”帕勒哲话语中尽是自豪。然而就在这时，通讯断了。

直到17:35辛格才再次听到队员们的消息。斯曼拉向他报告，他和帕勒哲、莫鲁普三人正站在珠峰顶上，辛格紧绷的弦这才稍有放松，一股激动之情油然而生。辛格再三强调尽早回归很重要，同时他也迫不及待地想要把团队胜利的消息传到新德里去。

家乡和营地两边几乎同时开始庆祝，他们刚为自己的祖国创下了一项纪录。然而，帕勒哲和队员是否真正登顶，后来有人对此提出了疑问。克拉考尔和其他人也怀疑，帕勒哲一行人并非故意止步于距离峰顶不到150米的地方，而是因为天气愈加恶劣，加之高空环境已让队员们意识变得模糊，他们这才相信自己已经到了山顶。尽管疑问尚存，他们的登山事迹还是受到了赞誉，塔希·安戈诺事后也代替死去的儿子收到了奖杯。如辛格所说：“他们做到了，大家也承认他们登顶了。我可以确定。” 然而，这种欢腾的气氛并没持续多久。在斯曼拉通话后不久，一直在慢慢恶化的天气突然爆发了。恶名昭著的1996年大雪暴随即而来，狂风暴雪迅速席卷整个山峰。辛格不住地暗示自己不要害怕，他告诉自己队员们过去经历过最糟糕的天气，这次也一定能平安无事。如果动作迅速的话，午夜之前他们就能回到六号营地。“然而，”他后来回忆说，“他们没有回来。”

8000米高峰上的道德

斯曼拉、帕勒哲和莫鲁普三人登山那天晚上20:00，辛格担忧到了极点。根据他后来的正式描述，他决定向日本福冈的商业登山队求助。当时，该队两名登山员花田浩和茂川永介打算夜里登峰。

通过一名会说点日语的夏尔巴人协助翻译，辛格跟日本登山队领队讲了事态之严重。辛格报告中说，日本领队当着他的面通过无线电向他六号营地的队员解释情况，接着又告诉辛格，日本登山队员若在登顶途中遇到被困的印度登山员，一定不遗余力解救他们。“夏尔巴翻译向我们保证，这些日本人会把这次危机当成他们自己的危机来对待。”辛格写道。

第二天上午，风暴渐渐平息，日本队员开始朝峰顶出发。上午09:00，日本队长通知辛格，他的两名队员遇见了莫鲁普，当时他已冻成重伤，在雪中奄奄一息。他们把他连在固定绳索上，却又继续埋头朝峰顶前进。“我们很惊恐，”辛格写道。“日本人给我们的是黑色茶水（即红茶），确实让我们感觉黑暗。”

两小时后，在“澄澈平静的天空”下，这两名日本登山员和他们的三名夏尔巴向导遇到了斯曼拉和帕勒哲，但他们也没有停下或施以任何援手。“他们为何一滴水也不肯给我们将死的队员？登山道德到底是什么？”辛格写道。“日本人一点希望都没给我们。”

然而，日本登山队后来反驳这件事。他们强调，这种针对日本队员“毫无根据的指责”错误百出，完全是片面之词。回到日本，他们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官方报告，称茂川和花田根本没有接到通知说印度登山员们遇到了困难。虽然他们确实在登顶途中遇到了几个登山员，花田说，“我们没看到有人处于困境或濒死边缘。”

他们在报告中还强调，8000米的高山之上，“哪怕处在生死边缘”，每个登山员都应全权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常识”。

国际登山联合会发布的登山员道德准则中，特别指出“比起达成上山目标，帮助有难之人享有绝对优先权”。很多人将此准则铭记于心。“救人一命比登上珠峰100次都重要，”第一位登完尼泊尔8座8000米山峰的塞拉普·扬布·夏尔巴如是说，他还是一年之中两次登上乔戈里峰第一人。“我们总可以回去重整旗鼓，再次登顶。一条性命若是没了，便再也回不来。”

茂川和花田都没有对该事件的采访请求做出回应，他们的一位登山领队，后来回忆了这场事故。“我知道的情况是，那些（印度人）登山员们的穿戴装备很厚，很难便分辨出谁是谁，”他说，接着又补充道，他也不能断定，这两人是否能觉察出那些无法识别的登山队员正处于困境之中。

“我不知道如果我遇到（跟他们一样）相同的处境，我会怎么做，但我忍不住想我可能什么也不会做，”他说。“有人会说这太不人道，太自私，但是我能做什么呢。”

“8000米及以上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他接着说。“那里的境况，我们常用自我负责来形容。”尽管帕勒哲像英雄一样死去，但是他的家人只收到了微薄的津贴，同时他的遗体会一直留在高山之上，成为那里的一座病态景观。珠峰保存着每一条它夺走的生命。最终，他成了“绿靴子”，成了一个没有名字的登山者。人们每年都会从他身边经过，走向自己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