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2日，一长队登山者排队登珠峰。（图片来源：美联社）
【侨报网综合报道】“白色的雪山，密密麻麻的登山者排成长龙，等待通过。”这是资深珠穆朗玛峰攀登者尼马尔·普尔亚（Nirmal Purja）近日在距离珠峰顶峰不远的希拉里台阶拍下的一张照片上的情景。照片发布后，人们惊呼原来世界之巅也会“堵车”。与平地堵车不同，珠峰拥堵显然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今年攀登季死亡人数为14人，另有3人失踪，这在珠峰攀登史上排名第四，仅次于1996年山难、2014年雪崩、2015年大地震。一个又一个勇攀“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的故事夹杂着一个个死亡消息，让人对登珠峰敬畏的同时，更增添一分恐惧。
“下面排一大串，像蚂蚁”
提到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方，人们一定会想到珠穆朗玛峰，然而谁都没能想到，让全世界都市人早已习惯的拥堵，正发生在这处海拔8000多米的高空。资深珠峰攀登者尼马尔·普尔亚近日在希拉里台阶上拍摄的一张照片向世人展示了珠峰的“拥挤不堪”。
综合北京《中国新闻周刊》、《新京报》报道，随着天气转暖，5月以来，巍峨耸立的珠峰迎来了登山热潮，出现大排长龙的景象。而所有登山队将要经历的事情是一样的：从大本营出发，2号营地、3号营地、4号营地，冲顶。
张宝龙是巅峰探游公司的向导，今年是他连续第三年登上珠峰。他说，前两次基本没怎么排队，而今年上山、下山都排了两小时。在他看来，珠峰出现拥堵缘于窗口期缩短。“气象条件导致珠峰的窗口期集中在5月12日到16日，18日到23日这两个短窗口，其中21日、22日、23日，是最为理想的日子。”
巅峰探游公司创始人孙斌亦指出，5月12日，珠峰第一个攀登窗口期到来，且将持续5天，但却很少有队伍选择在此期间登顶。因为彼时修路工作和物资运送工作都未完成。于是，很多登山队将冲顶的时间押在了5月21日、22日、23日这三天。于是，就出现了尼马尔照片中前所未有的拥堵场景。
凯图珠峰攀登队队长汝志刚带领的登山队选择了第二次攀登窗口期，即5月21日至23日，绝大部分登山队都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这也是“堵车”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雪山上让路没那么容易，大部分区域只有一根路绳，大家都挂在上面，人一多自然就堵了。”
腾讯“谷雨实验室”报道，与汝志刚不同，参加今年巅峰探游的刘永忠和队友提前了两天冲顶，是最早登顶的一批。这让他们错开了那次大拥堵。那是5月20日。天气并不稳定，但他想要抢时间——团队中有两个队员计划在之后冲击洛子峰，时间窗口很短。
5月21日早上，他们撤离4号营地。直到下来时，到6400米的2号营地，他看到那条上山路线，已经挤满了人。“哇，很震撼，整个感觉到，就好像行军这样的。”他说，“下面排一大串，像蚂蚁上来。”张宝龙就在这个“一大串”的队伍里。5月22日中午前，他们到了8000米处，支了一个帐篷，吸着氧气睡了一觉。到了晚上七点半，开始冲顶。
登山者的头灯星星点点，从4号营地蜿蜒向上，形成一条灯带。上山时，天色漆黑，只能看到头灯照亮的一小块路。随着时间向后推移，天渐渐亮了，队员们才看清周围的一切：左边是悬崖，右边是冰川，只容得下一人行进的狭窄山路上，密密麻麻排着200多人。
大拥堵开始后，危险出现了。体能在漫长的拥堵中快速消耗，有的人出现力竭、脑水肿、幻觉，每一项都足以致命——一个美国人突然坐在路边，体温开始下降。夏尔巴人（青藏高原原住民，因为给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各国登山队当向导或背夫而闻名）给他做心肺复苏。但没过多久，他的体力又下去了，就在那边坐着，直接死了。8700米处，一个印度女人体能耗尽，突然开始说胡话，从人群中跌了下去，死了。据尼泊尔政府机构的统计，由于等候时间过长，消耗体力过多，加之高寒和缺氧，今年登山者至少有14人死亡，另有3人失踪。
生死26小时
珠峰登顶处处致命，下山同样危险万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丧命于此。5月21日上午9时30分，孙斌的对讲机突然接到消息，两名队员在下撤过程中遭遇意外：一个队员突然失明，双眼都看不见了。另一个队员身体力竭，“站得太久，最后没劲儿了。”
两个出现问题的队员，一个55岁，一个56岁，都是知名的企业家，在那个时刻，他们的心态也稳不住了。“我突然发现我自己不行了，我需要氧气，”一个说，“我需要夏尔巴，我要救援，我要直升机！”
“派十个夏尔巴给我，我要坐直升飞机。”另一个说，“给我打个帐篷在这儿，我要在这儿睡觉。” “没有直升机。”孙斌告诉他们。直升机最高只能飞到海拔7000米。你们得自己往下挪，孙斌说，我想办法派人上去接你们。
幸好他们准备了充足的氧气。路上，他们挖出了备用氧气。张宝龙和另外几个向导，把氧气开到最大，让他们吃东西、喝水、休息，然后一步一步往下挪。
张宝龙的绳子和眼盲的队员是连在一起的。——上山时，他就说有一只眼睛开始模糊。他牵着他的手，两只手握拳而对，每走一步，他的手都能打到张宝龙的手上。
“我往左你就往左，我往右你就往右。”张宝龙说。两个人走过南峰顶，在之前“堵车”的岩石那里，才走不动了。那里相对好救援一些，地比较倾斜，是一个“大面儿”，向导们把绳子系在他的脚上 ，“拿绳拽他脚，往下扯。”
移动效率非常慢，一个小时可能只挪动了几十米。整条下山的路上只剩下他们几个人了，“后面都是喊救命的。”他们已经看到一个人死掉了，还有一个人，半个身体已经被雪埋住了，歪在那里张着嘴。这是一个印度女人，张宝龙说，但在当时，谁也不会把氧气给她，谁也不会上去救她。他说：“也不是不管你，在8000米就这样，我救不了你，你死了就死了，这不是很正常嘛。”一直等到天黑，四个去救援的夏尔巴才和张宝龙接上头，他们背着吃的和水，还有救命的氧气，“一共8个人，把这两个人弄了下来返回南坳”。这时已是晚上23时 ，他们整整走了26个小时。
返回途中，汝志刚遇到了一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女孩，她穿着黄色登山服横躺在雪山上，夏尔巴向导拽着她的一只手臂抖动，她却没有任何反应，失去支撑的身体以被拽着的手臂为圆心，在雪中画了一个半圆后慢慢静止下来，弯曲的双腿伸直后不再有动作，只剩下另一只戴着黑色棉手套的右手，机械性地抓挠身下的雪块。她的喘息声越来越弱，直到消失。
登顶返回途中汝志刚遇见了一位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女孩。（图片来源：北京《新京报》）
不想再失去队友
在高耸入云的珠峰，有时候撤退到大本营也并不意味着就安全了。此次登顶珠峰返回4号营地时，刘永忠和队友们特别疲惫，决定在那里休息一晚。
半夜，有一两个队员叫了，说氧气怎么还没来。夏尔巴跟他们换了氧气。第二天一早，刘永忠身后一个帐篷里，一个中国队员突然大叫，叫得很急。“那个印度队员不好了！”他说。几个向导过去，看到印度人瞳孔已经放大，窒息。刘永忠以为他死了。
他们赶紧给他按了按胸部，印度人“咳了两下，就活过来了”——经过一晚上呼吸，氧气面罩上凝结了不少水滴，有时候会滴到登山者的身上、脖子上，但印度人氧气面罩里的水“恰好把氧气管堵塞了”，导致窒息。
刘永忠和印度人2011年就认识了，两人一起登过洛子峰。这个“80后”印度商人对珠峰特别执着。2016年，他们一起登珠峰时，印度商人没能登顶，特别遗憾。
刘永忠想，“登了两次，这次登上去了，下来如果睡了一觉，第二天又死了，那样就觉得很可惜了。”
他不想再失去队友。2009年那次登顶，他的队伍里有一个江西队员，登顶前出现了脑水肿，开始变得狂躁。向导叫他不要上，“他硬要上”。他说，要把那个旗子拿上去。但登顶后下到8750米时，他就走不动了。
两个向导在那里陪着他，从下午三时陪到半夜三时，领队从营地派上去的两个营救的人还没上到8500米，就看到上面那两个向导“带着队友的遗物下来了”。他们和上来的人说，“不要上了，已经死了。”
第二天，几个向导上去，把死者的遗体往里面的石头那里挪了挪。死去的江西队友很健谈，他曾对刘永忠说，“自己有很多老乡在平湖的工业区办企业。”他们年纪也相仿，差不多都是四十岁左右。
“活着回来就算成功”
“登珠峰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要做好面对死亡的准备。” 41岁的苏拉王平在5月15日完成了冲顶。作为另一支登山队的队长，苏拉王平在冲顶前跟队员们说明，路途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尸体，希望队员们不要因此受到影响，“只要能活着上去活着回来，我们就成功了。”
果然，苏拉王平一行人刚走到2号营地就遇到了一个遇难者。“听说是在3号营地去世的，被运到了2号营地，正在跟家属联系。”后来冲顶结束下山的时候，苏拉王平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海拔陆续看到了三具尸体，基本上都保持坐着的姿势，从侧面看像是睡着了，有一个雪镜还好好戴着，但脸上已经埋了很厚的雪。因为尸体就在登山线路旁边，所以他猜测可能是因为体能透支或者缺氧。
“其实在雪山上看到尸体并不会有想象中那么强烈的感觉，因为在8000米之上，大家的头脑没有清醒到可以做出很多的反应，生出很多情绪。”苏拉王平说每个人当时的想法就只是“活着回去”，但下山之后再去回想那样的场景觉得很可怕。
汝志刚在登顶过程中也曾遇到尸体，但在他看来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因为登山就是这样的运动，需要在开始之前充分考量自己，有没有实力去攀登珠峰。”汝志刚认为现在很多人在进行评价时会自视过高，还有的人觉得氧气能解决一切问题，向导也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这都是不现实的。（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