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让珠峰有了标准“身高”

　　一路盘山而上，桑珠接受了本报专访。他说：“我第一次上大本营的时候，22岁。”

　　穿着旧衣试训

　　1952年出生的桑珠，17岁入伍，在那曲比如县(平均海拔4000米)当兵。“我在一个炮兵连里，1974年中国登山队来部队招募之前，真不知道‘登山’是怎么回事。不过我是日喀则人，小时候抬眼望去都是高山。”不承想，抱着“完成组织布置的任务”报名登山队的22岁藏族小伙桑珠，顺利通过了多轮体检和体能测试，“坐着解放牌(大卡车)，大概那曲部队加地方，一共30来人，懵懵懂懂地就上拉萨了。”桑珠说，“几百人住在郊区的铁皮板房里，进行体能训练，两个多月，又淘汰了一大半，剩下100多人。”

　　1974年3月中旬，经过层层选拔的100多名候选队员被带到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进行高山适应性训练。他们从这里开始一点一点向上攀登，5400米、5800米、6000米……沿途的营地被他们一个个甩在身后，最终所有新队员来到海拔7028米的营地。桑珠乐呵呵地回忆道：“再要住上一两个晚上，教练会观察每一个人的状态，我在7000米没什么反应，也不头疼，吃得还比平时多。”

　　这次适应训练，让桑珠印象最深刻的一是珠峰的巍峨肃穆，“从5200米出发，你以为它就在眼前，结果走了一整天，也没走出去多远，反而珠穆朗玛峰越来越远了”；二是为了节省开支，年轻的候选队员们穿的都是1960年攀登珠峰的老队员们用过，甚至用剩下的，“我的登山靴很旧了，鸭绒衣服还补过好几个地方，睡袋更是到处漏毛，一觉睡醒，身上头上白茫茫一片。”桑珠说完，爽朗地笑了。无论多艰苦，在他的回忆里，仿佛只剩下甘甜的味道。

　　从配角到主角

　　就这样，桑珠顺利入选了1975年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大名单。1974年8月，他跟随队伍从拉萨来到北京。“先带我们参观了一下首都，然后就‘关’到怀柔集训了。”桑珠说，他们从夏天练到了冬天，从冬天又练到了第二年3月，队伍再一次集合，辗转回到了珠峰。

　　这一次是要正式攀登了，全体队员也穿上了新衣服。“我还记得是上海的羽绒厂特别为我们赶制的，我领到的是湖蓝色衣服，大红色裤子，可时髦了。”桑珠还翻找出一张当年的旧照为证——照片里，黝黑的脸庞、反光的墨镜，蓝衣红裤的年轻人正捧着搪瓷饭碗，在雪山上喷香地吃着饭(见图②，桑珠供图)。

　　不过，这个能吃能睡力气还大的“时髦”小伙子最初并不是突击顶峰的主力队员，只是修路队的一员，“从6500米开始修路，要拉绳子，要架金属梯，要运输物资。我们一直修到8100米，就算完成任务了。”但没承想，对气候变化的预报偏差和准备不足，让突击队冻伤严重，只好从修路队补充队员。桑珠很顺畅地回忆起来，“从大本营到5400米一天，6000米一天，6500米一天，7280米又一天，这样四天，然后从7280米、7900米、8100米到8600米，如果天气好的话，就是再三四天，但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就只能往下撤。”中国登山队花费了近三个月时间，折损了不少主力，“最后登顶的九个人，我算算，有六个是修路队的。”

　　一路背着国旗

　　1975年5月27日14时30分，中国登山队索南罗布、潘多、罗则、桑珠、侯生福、贡嘎巴桑、大平措、次仁多吉、阿布钦“九勇士”——继1960年5月25日，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的壮举——再次成功登顶珠峰。不同于上一次的暗夜行军，没能留下影像资料，这一次中国登山队在珠峰顶上无氧工作、停留了足足70分钟。

　　“我们让珠峰有了8848.13米的标准‘身高’。”桑珠介绍说，用于精确测量珠峰高度的金属觇标重5公斤，是队员大平措背上去的，“大家一起把觇标展开、连接，以三足鼎立之势架设好，再用三根尼龙绳向三个方向用冰锥固定在冰上。”就这样，上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登山队”的红色三米高的觇标，牢固地竖立在珠峰顶上，不仅为国家测绘人员精确测算珠峰高度提供了技术支持，而且也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世界各地登山者登顶珠峰的“铁证”。

　　“忙完觇标，我从背包里拿出了五星红旗。这面旗子从6500米起，我就一直背着。”经历这一路的风雪，五星红旗更鲜艳了，九名队员庄重地站在了觇标旁，“索南罗布、罗则和我，庄重地举起了国旗(见图①，图新华社)。五星红旗就这样飘扬在地球之巅，真的特别骄傲，特别激动。”桑珠的记忆里，白云茫茫、群峰起伏，他和另外八名队员拥抱、流泪，一遍遍对着大山呼喊，完全不记得吸氧和休息。

　　率队完成壮举

　　如果说1975年的这一次登顶珠峰，让桑珠以“登山英雄”的身份载入了中国登山史，并且扎扎实实地改变了他的人生际遇和道路，是一个美丽的“意外”；那么作为西藏登山队队长，桑珠用整整14年时间，带领、指挥队员攀登完全世界海拔8000米以上的14座山峰，则是他最大的骄傲。

　　1993年，“中国西藏攀登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探险队”成立，桑珠介绍说：“世界上14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都在亚洲，其中有9座在中国境内及其边境线上。攀登14座8000米以上高峰，是每一个登山家的梦想，之前全世界仅有13人以个人形式登上14座高峰，我们这支队伍是世界上唯一一支以团体形式攀登14座高峰的探险队。”关于祖国的壮美山川，关于队员的天赋技巧，桑珠都是充满信心和底气的。1993年队伍从拉萨出发，前往尼泊尔安纳布尔纳峰、道拉吉里峰，1994年轻车熟路“拿下”希夏邦马峰、卓奥友峰……却不承想，这14座山峰的攀爬是一场漫长的远征，用了足足14年。“尤其是2005年，我们的主力队员仁那，在巴基斯坦东北部的群山沟壑间，被山上滚下的碎石击中头部，意外身亡，这让我一度想要放弃，想要向组织上提出更换队长。”一直都嬉笑着、乐观着的桑珠语气突然黯淡下来，“另外一位成功登顶13座高峰的边巴扎西也在那一次意外中严重受伤，头骨上有了一条裂缝。”当他动摇的时候，桑珠的队友们给了他信任和力量，重伤后艰难康复的边巴扎西2007年说服家人、再次请缨，仁那的妻子吉吉则抑制住内心的伤痛，强烈要求替丈夫出征，“他们做到了，在8068米的迦舒布鲁姆一峰登顶了。我们做到了，让五星红旗在14座高峰上飘扬。”桑珠顿了顿，用骄傲的口吻说道，“我们中国登山人，是智慧、勇敢、坚韧的。”

　　记者手记

　　敬畏

　　从拉萨到日喀则，从日喀则到定日，从定日到珠峰大本营，再返回拉萨，五天的探班时间里跟桑珠照面很多次，他总是亲切的，随和的。再艰苦的时光在他讲来都是欢乐的，比如1975年吃上了特供的白巧克力，好甜；比如帐篷太薄要穿着羽绒服睡觉，好肿；比如塞满鸭绒的登山靴足有六七斤，好沉。每次讲完，他总是笑呵呵跟上一句“可有意思了”。

　　但有两次他停顿了、哽咽了。一次是讲起邬宗岳1975年的牺牲，邬副政委从8100米跌落山崖，数天后在7100米处附近遗骸被找到，手表不见了，高度计也摔碎了；二是讲起仁那2005年的意外，他作为队长的懊丧、自责和痛惜，都在他“唉”的一声长叹里。桑珠说，爬过越多的山，越觉得要敬重大自然，要认真研究客观规律，要积极应对天气变化，要勇于承认自己的平凡和渺小，“大自然太伟大，也太神奇了。我们不是要去征服高山，而是要去拥抱她。”